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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片荒芜的黄土地，中央有一块颜色略深的区域。

    旁边插着一块简陋的木牌，上面模糊地写着，“张自忠将军殉国处”。

    “这是1978年，我去湖北时拍的。”

    钱深的声音很轻，“当地老人说，这块地到现在，下雨天还会泛出淡淡的红。不是迷信，是铁元素在土壤里，残留的化学反应。”

    他指向片场中央那摊，正在被精心调整的血：

    “我们要做的，就是用电影技术，让全香港、全台湾、全世界没去过南瓜店的人，看到这块地，为什么会‘泛红’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要让那场，发生在四十年前的死亡，穿过时间和空间的阻隔，在1980年的电影银幕上‘再死一次’。”

    “而每一次‘再死’，都是一次证据的提交，向这个容易遗忘的世界，提交上诉证据：这些人活过，战斗过，流过这样的血。而上诉的对象，就是善于遗忘的现代。”

    片场里，落针可闻。

    山田真一握着那张黑白照片，手指关节捏得发白。

    他带来的十五个少年，此刻全都呆呆地看着那摊血。

    那摊被三个道具师，用医用手套、放大镜、温度计和土壤样本，反复调整的血。

    他们突然明白了，“专业”这个词的另一层含义。

    在东京，专业意味着高效率、标准化、可复制。

    在这里，专业意味着偏执、笨拙、不惜一切代价地靠近“真”。

    上午十点，黄土从新界运回来了。

    道具组开始烘烤、研磨、过筛。

    按照土壤分析报告的比例，重新调配。

    张叔平蹲在旁边，用游标卡尺，测量每一层土壤的铺设厚度。

    许鞍华和摄影师，在争论镜头角度。

    是要俯拍，让观众像上帝一样，俯视这片土地？

    还是要平视，让观众像蹲在旁边的人一样见证？

    “平视。”

    赵鑫一锤定音，“不要俯视，俯视会产生距离感。就要让观众觉得，自己就蹲在这摊血旁边，近到能闻到血腥味，近到能看到每一粒沙土，被血浸透的过程。”

    “那血腥味怎么做？”特效组问。

    “真做。”

    赵鑫说，“去肉联厂买新鲜的猪血，按比例调配。我要观众走进电影院时，能在两分钟的长镜头里，闻到若有若无的、铁锈般的甜腥味。”

    “这，电影院会投诉的。”

    “那就让他们投诉好了。”

    赵鑫说，“投诉了，我们就有理由，告诉所有人：为什么这部电影会有血腥味，因为我们在复刻一场，真实的死亡。”

    山田真一站在片场边缘，感觉自己像个闯入者。

    闯入了一个，他完全无法理解的宗教仪式现场。

    这些人不是在拍电影，是在进行一场浩大的招魂。

    用黄土、猪血、显微镜和偏执。

    把四十年前的亡魂，一帧一帧地召唤到1980年的胶片上。

    中午十二点，渡边健没有跟山田回酒店。

    他留在片场，蹲在道具组旁边。

    看他们用注射器，一毫升一毫升地调整血浆的黏稠度。

    “为什么要这么精确？”他终于忍不住，用生硬的普通话问。

    一个满脸是汗的道具师，头也不抬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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